在抓药的路上，我忽然高兴起来，我是替谁来抓药啊，是替党支部书记，村里的最高统治者，如果能攀上这棵大树，我还怕那些革命群众再欺负我。

想到这些，我不禁兴奋起来，加快脚步，没注意地上的一块砖头，摔了个嘴啃泥。

正好走过来一群上学的孩子，对着我笑得直不起腰来。

有个胆大的还走过来问：“玉成叔，捡到什么宝贝了没有。”

我知道他是在笑话我，可是还得装着没事儿似的回答：“捡了一块钱，来，给你卖粮吃吧。”

他也知道我是逗他，答应着就是不过来，我本想抓住他拧一下他的耳朵，没成功，就继续逗他：“吃了我给钱买得粮能考一百分，不吃，只能扛鸭蛋了。”

尽管跌了个跟头，我不定期是早早地就把药抓回来，并且亲自熬药，憋足劲要在党的面前好好表示表示。

熬药的过程中，我忽然想起来自己答应的蜂蜜。

到养蜂人家里去拿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只能到嫂子那里碰碰运气了。

于是，我把熬药的事儿交给了岳母，自己朝嫂子她公婆家走去。

嫂子自从生了孩子以后，就搬到了公婆家，为此，我们也很少见面。

到了院门口，大门开着，一个孩子正坐在院子里玩，我喊一声：“大伯！”

嫂子从屋里走了出来，她一见是我，没有往屋里让我，而是站在那里，仔细地打量了我半天才说：“我爹（指她公公）上工去了。”

我说：“嫂子，我就是找你。”

“找我干什么？”

长时间没见，话语里有了点生分。

我赶紧解释说：“我想问问嫂子，上次我给你弄得蜂蜜你存得还有吗？”

嫂子一愣回答：“哦，你说那蜂蜜啊，可能还有点。”

我有点激动地说：“你快拿给我，我有急用。”

嫂子没好气地说：

“什么重要人物想吃啊，看把你急的，是不是又找了新相好了。”

经她这么一说，我倒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脸红着说：“是咱支书需要，嫂子你想到哪儿去了。”

“哦，又巴结上支书了，本事不小吗，我说的这么长时间也不来看看嫂子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她解释，只能哀求道：“嫂子，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我是什么人哪，我自己心里最清楚，你就别糟践我了。”

嫂子看到我的可怜相，“扑哧”

一下笑了，抱起孩子，往外就走。

我小心翼翼地跟在她后面，本想紧走几步，把孩子要过来自己抱一抱，可是看今天嫂子的态度，我又不敢太亲近了，再者走在大街上也怕贫下中农看见。

到了嫂子家，那曾经熟悉的院落，熟悉的房门，以及屋里的摆设，都已经有点陈旧感了。

这些曾经给过我多少快乐与激情，让我魂牵梦萦，现在却有了一种真实的陌生感。

我不禁有点伤感，嫂子看我一脸木然的感情，问我：“怎么了，不认识了？”

我有点伤感地说：“没什么，这里你好长时间不来了吧？”

她把孩子放到炕上说：“是啊，一个人在这儿有什么意思，没人疼，没人爱的。”

我见嫂子这么说，不禁上前一步，把她搂在怀里。

看她没有拒绝我，我更加大胆地撩起她的衣服，露出了两只鼓涨涨的奶子。

我把双唇凑过去，轻轻的含在嘴里一吸，一股甜的液汁滋了我一嘴。

这时，一双愤怒的眼睛正瞪着我，他两个小手挥舞着，像是在抗议。

我赶紧把嘴抽了回来，嫂子回头一看，也笑了：“这小鬼才多大呀，就知道护食了。”

我也对小家伙主说：“好了，叔叔不抢你的好吃的，叔叔给你妈妈好吃的。”

小家伙像是听懂了似的，依旧舞动着小手，笑了。

我们在一起的全过程都在小家伙的笑容下完成，一开始面对着第三双眼睛，我还觉得有点不太适应，可后来一想，这才多大个孩子。

于是就放开胆子，借着上午还没“改造”

完的余威，让嫂子着实过了一把瘾。

完事之后，嫂子说：“多日不见，你小子长能耐了，还多了不少花样，跟那个女人学的。”

我只是看着她笑，一句也不回答，伸过手去逗孩子。

她也去帮我找出了蜂蜜，我拿到手里说：“谢谢嫂子！”

嫂子说：“本来就是你的，谢什么谢。”

我怕耽误时间长了让别人撞见，就匆匆的告辞了。

我把熬好的药装入一上唐瓷缸子，外面罩上布，提着直奔队部而来。

社员们刚收了工，找着各种家什往村里走，我接连地打着招呼，一直来到队部。

进了门，我看见白支书正跟大队的几个干部说着什么，她见我进来，毫不客气的说：“我们在开会，你先在外面等一会儿。”

我没趣地走了出去，不想站得离队部太近了，让别人看见还以为我是等着挨批斗呢。

就走到不远的大树下，假装乘凉，时不时和走过身边的人打个招呼。

天渐渐黑下来了，远远的我看见小矬子赶着一群羊从村边走过来。

自从那次被他叫醒，我很讨厌见到这个家伙，当他走过身边的时候，我故意假装没看见，把眼睛朝着天边的那片淡红的云彩。

“呸！”

一口唾沫吐在地上，小矬子仰着头走了过去。

我真想扔块砖头砸死这小子，可是我不敢，我真的不敢。

这时从大队部里传来人声杂踏，我知道是散会了。

当我再次走进队部时，白支书像换了个人似的，显得非常热情。

她正在打开煤油炉，准备自己做饭，看我进来，放下手里的家什，让我在凳子上坐下。我把熬好的药放到桌上，给她交代了药的服用方法。

她认真的听着，甚至找来一枝笔要记一下。

我又不厌其烦地重新交代了一遍，最后，她问：“这药多少钱？”

我回答说：“什么钱不钱的，以后再说吧。”

她认真地说：“这可不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可是我们的纪律，你要是不要钱，这药我可不吃。”

我见她这么坚决，就告诉了她价钱，她一分不少地数约我，看我装到兜里才高兴地说：“这样才对！这样才对！干革命工作就得一是一二是二，不能拖泥带水，不能马马虎虎，不能占群众的便宜，不然，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连声说是，并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她听了认真地说：“这就对了，不要觉得自己成分不好就放弃学习和改革，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政治表现。’我看你比较善于学习，也自觉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勇于改造自己，将来一定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我听了她的话，心里热乎乎的，有点感激地说：“我也能成为有用的人？我也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她接过话去：“能，当然能，你现在给群众治病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我们党有统一战线，决不会抛弃一个愿意改造自己的人，尽管他原来有可能是我们的敌人或者是斗争对象，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吗。”

我可能有点激动过了头，大着胆子问：“我的成分能改吗？”

白支书一听愣住了，两只眼睛像瞅一个怪物似的看着我，我知道自己问错了问题，想纠正可又不知道怎么说，我犹豫了半天，还是解释道：“白支书，我是说，我的孩子是不是能够改成分。”

白支书终于说话了：“虽然我们党对成分有政策，但是我还没听说改成分的说法，总之，只要表现好，群众还是欢迎的。”

她的这种回答，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

从大队部出来，我越想越恨自己的爷爷，挣了钱干什么不好，就是多娶几个小老婆也比买地好，挣个地主的成分，自己一蹬腿走了，让子孙后代替你受罪。

如果他要是真的像刘文彩、黄世仁似的欺压过良善，糟蹋过贫下中农，也我被斗争也活该，中国有句老话叫父债子还吗；可他偏偏没有做这些事儿，一辈子替人看病救死扶伤，根本不懂得种地，地租给别人，往往被人所骗，别人一掉眼泪他就免了一年的租，大家背地里都叫他“大善人”（并不夸他，而笑话他傻），该划地方的时候，没有人给他说话，也没有人敢给他说话，地亩摆在那儿了，他不是地主谁是地主，如果一个村里没有一个地主，这土地改革还怎么进行啊。

我爹为什么不行医啊，不是他不喜欢这一行，是他看不惯这个世态炎凉，别说我们村了，就是这十里八村的，哪一家没让我爷爷瞧过病，反过病好了就不认人了，你就是地主，就要踩上一万只脚，就要你永世不得翻身。

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一辈子就是让人斗争的，让人当耙子的，你觉得自己冤，告诉你，如果你敢站在村头上喊一声“冤”，那个放羊的小矬就敢把鞭子抽到你脸上。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很绝望，很无助，不但是我，还有我没有出世的孩子，也将在的家庭成分上填写“地主”。

我有资格生养孩子吗？

再造一个像自己一样的被斗争对象，再造一个活耙子。

不知不觉，我走出了村子，翻过了北坡，滚滚的河水挡住了我的去路，当时我真想跳下去，去找地下的哪个爷爷算账，自己也一了百了。

一棵树根把我绊倒了，连树根都和我过不去，我趴在地上放声痛哭。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从迷迷糊糊中醒来，滔滔的河水，满天的星斗，一身的泥土，疲惫的身子，我还得回到那人现实的世界，还得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夹着尾巴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以后，我还是天天送药给她，再也没讨论过成分的问题。

吃了几副药之后，白支书当面对我说她的身上觉得有劲了，夸我医术高明。

我也不敢再说别的，只是谦虚地说：“有可能是蒙上了，有可能是蒙上了。”

她一听不高兴了：“怎么能是蒙，看病也是干革命，来不得半点马虎。”

我赶紧说：“对！对！”

她看到我唯唯诺诺的样子，开心地笑了。

笑过之后，她又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有个老毛病，每个月都要疼几天，一疼起来就什么也干不了，这回下来驻村，最担心的就是关键时刻不能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战斗，你能不能再帮我治治。”

我一听她说的是痛经，我心里高兴，这算她找对人了。

我前面说过，我虽然是赤脚医生，什么内科外科都懂点，但我一直感兴趣的是研究妇科，所以，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数了。

我问她：“到没到医院看过？”

她回答：“去了许多医院，老医生都下放了，年轻的也没什么医术，治了一段时间也不见效。”

我说：“把手伸过来，让我给你把把脉。”

她乖乖地把手伸了过来，我仔细地摸了半天，心里有数了。

我对她说：“我给你开个方子，得到县医院去抓药，吃完十副，如果这个月觉得有效，下个月我再给换换方子，再吃十副，如果继续见效，我再给你换个方子，再抓十副，你的病就会痊愈了。”

她听了以后，有点着急地说：“这也太慢了，前后得三个月时间，能不能再快点。”

我说：“这就是最快的了，你这么多年落下的病，一下子总是好不了。”

她拿起药方看了看说：“还是你去抓吧，我听你安排。”

我不敢怠慢，第二天就进城，抓齐了药，回家继续给支书熬药。

第一个月，她对我说确实比以前疼得轻了，但还是疼。

我劝她注意休息，可她还是坚持天天到地里和社员们一起劳动，这一点也着实让我感动。

我觉得一个女人家抛头露脸不说，还要干男劳力们干得活，真是不容易。

为了表示我对支书工作的支持，我专门研究了推拿按摩的知识，当然是先在我岳母和媳妇身上练习，到了能把她们按摩睡着，又能让她们从睡梦中醒来的程度，我才给支书提出。

起初，她还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享受啊，我可不行。”

我机智地回答：

“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享受，是赤脚医生为人民服务。”

她倒也不封建，试着让我做了两回，觉得很舒服，就让我继续给她做下去。

经常，她坐在板凳上老老实实地让我按摩，按摩之后还夸奖我的手艺好。

“一天的劳累都没有了，没有了！”

有时她会看着我说：“你还真有两下子，我还真有点离不开你了。”

她虽然是在开玩笑，但是我觉得她说这话时，才真正的像一个女人。

不过，这种服务与玩笑，也只是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当着外人的面，她依旧是高高在上，我依旧是被斗争的对象，这个我能理解，我也从心里愿意给她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