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上下此诏旨，竟是何人引导？

圣上本是令人去学汉中府耕种嘉禾、学着造能催生嘉禾的化肥，从前不曾想要学那实如商户行事的经济园，如今怎么忽然想起此事？

前日都察院有御史到宋家查问，之后便有圣意下来，六部也要推举管事人选，此间种种变化，那名御史不得不负责。身为中枢要员，却只见他那经济园获利丰厚，不见这园子名为“经济”，实行商人之事。若在朝中推行开来，引得百官逐利，黎庶岂不更要上行下效？

以商致富，这是末富！奸富！

以农致富才是本富！

朝廷放着耕种嘉禾这正道不学，却要学这近乎经商之举，实有悖圣人教化，将兴起鄙薄风气，损朝廷根本！

不少有识之士为此忧心，上本劝谏之余，还要自己写文章长篇大论，论这经济园损伤国家风气的害处。

都察院也不是那白白受人责骂的小白菜，纷纷搬出《尚书·洪范》八政，与史书中所记“食”“货”二政的史料，反驳这些自以为清高实则不知治国之道的人。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二者生民之本。”

“今年山东、河北、山西大旱，粮食绝收，百姓无地存身，只得辗转逃荒。若当地便有一似汉中经济园之地可供其衣食，亦为当地官府换得赈灾银子，可活多少生民？”

“圣上有意在各省推行此园，故先在京中尝试，以观其优劣，矫其弊端，来日在各府州设计时才不易出错。”

修建经济园的计划毕竟要等人从宋时那里学会布局之法才能实行，是以内阁动静不大，时间长了以后，那些弹劾的与辩驳的也渐渐没了精力，到后期也只有零零星星的弹章上奏。但这一回争执终究有人记恨，朝廷之外写诗作文讽刺对方的仍是你来我往：

一方坚持以农为本，称此举是逐利之举，本末倒置；一方则说自己才是以民为重，对方只顾惜自己的名声，知有良策而不肯用，是置百姓苦难于不顾。

这些人的弹章朝中都看腻了，但他们都是三场中试的才子，文章颇有可观之处，倒是随着熊御史一行传到了汉中。

文章走得比御史还快些，从都察、翰林两处递到宋时与桓凌手里。倒是他们的亲人只怕他们看到这些东西坏了心绪，都尽量压着，家书中也不敢提半个字。

宋时看着那满篇的“奸富”“末富”，眉毛都要竖起来了，啧啧咋舌：“人心惟危，人心惟危！”什么奸富，末富，他们经济园是堂堂正正凭劳动致富的，劳动最光荣不懂么！

桓凌在一旁细看，摇头叹道：“虽然说的有些不好听，但这本富末富之辩倒也有些意思。朝中只怕不少人都是这般想法，毕竟我朝以农为本……”

他们这也是以农为本啊！

工人阶级是先锋队，农民阶级是主力军，他们文科生考政治时这道题得考八百回，他怎么可能不重视农民的力量？这是封建官僚对他们新时代建设者赤衤果裸的歪曲和诬陷！

什么“本富”“末富”“奸富”，一个带领人民群众致富奔小康被他们解读出八百个花样来。就跟谁造的词多谁更有理似的。

难道他不会写么？

宋时将手里的信纸一推，挽起袖子说：“等着，本府难道不会写个带富字的文章？”

不只要写，还要写得比他们都高大上。本富算什么，咱们直接来“国富”!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国富论》的大名，还是当初从他们宿舍楼上层管理学院学生那边听来的，内容不大清楚，不过名字好就能借用。至于里面写什么——

那还用问吗，邓爷爷怎么带领全国人民致富奔小康的？不光马哲、毛概、邓论，他连政治经济学都还没忘呢。

劳动创造价值。

劳动致富就是本富，作为农业劳动和作为工业劳动的价值是一样的高贵，都是本富。至于朝中哓哓不休要定性为末富、奸富的资本，在他这里都是要投入到劳动生产中，化为“本富”的，又有什么高低之别？

等他先把政治经济学回忆一下，翻译成古文再开始写。

不仅要写，还要给学生讲，让他们从小懂点经济学，将来当了官不要做那种“口不言钱字”，朝廷没钱了不知去挣，只会加科捐杂税，或者逼着皇上减衣缩食的腐儒。

等到熊御史一行来到汉中，见到的就是个重温了一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越发看重劳动资料、劳动生产效率的宋时。

他写罢那篇披着亚当·斯密皮，内藏马克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国富论》，已经能对那些抨击他的无知腐儒淡然以对，只等着用汉中经济腾飞打他们的脸。

顺便也可以办个讲学大会，吸引四面八方学子，将他们劳动致富理论传播到学生当中，等后年这些学子考进中枢，在京里替他宣传这文章，辩得那些人说不出话来……

呵呵。

他化愤慨为力量，买了一篇一块钱的短文献，对着文章硬生生把二十多年没碰过的政治理论又找了回来。

政治经济学令人升华。

见到京里来的熊御史，听他说着京里关于汉中经济园的舆论战，他已能一笑而过，拿出仿汉墓出土国宝的盘螭出廓谷纹玉璧。

谷纹车得光滑圆润、粒粒清晰，璧肉饱满，圆弧细致流畅，绝无一丝雕工不匀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