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巡按怕他在福建考不过别人，白白浪费这场考试，心中比他家长还着急。宋时站在堂下老老实实听着他训导，宋县令看着儿子这鹌鹑般的小模样就心疼，却不敢向巡按求情，自己也只得低眉顺眼地听着。

唯有桓凌能置身事外，向前低声，舍着脸面替他求情：“如今周王尚未成亲，舍妹与宋师弟又曾有婚约，他如何能进京呢？事到如今，都是我家耽搁了他，大人只责怪我吧。”

黄巡按见他没上京应考，光担心他因为在福建中了秀才而飘飘然不知自家学问深浅了，倒没想到这点。叫桓凌点破之后，又心急又无奈，也不好当着桓凌说什么，叹息良久，只问了一句：“你这些日子，没为这场讲学会耽搁复习了吧？这场讲学会方兄是要避嫌，不能过来的，你若自己学问不到，可别想凭着自己在台上调停得好，就叫他高高抬手放你过一回。”

没有，有小师兄在这里，他可以安心依赖，并没为这场讲学会费多大心力。而且最需要他花精力的主持环节反而是他在台上高速理解、反馈各家理念，融会这些日子学习成果的机会。

八股文考的表面上只是四书五经，但能进秋试考场的，无不是已把经中每一句、每个字都翻来覆去思考过、甚至做过文章的。考生文字水平只在伯仲间，到了考场上老师凭什么要取这份、不取那份？

真的只为文笔好就录取么？那样的话宋朝也就不会把应制诗剔出科考内容了。

真正打动老师的不是你会用多少史料、不是你写出的文字多么字字珠玑，而是文字后蕴含的理学观点。

前朝王安石当政时，考场文章只有合他“新学”之义的中式，而到新党被推倒后，考场上敢写王氏之义的就绝不会被录取。朱熹晚年被弹劾时，道学被斥为“伪学”，凡依他之言解经义的卷子自然会被黜落。而如今朱学当道，科场文章中理念又是必须遵朱子之义、最好再与考官本人理念相投的才容易中式。

若文中理念走偏了，就是当场写出篇《离骚》来，老师也不能取你。

所以说这场理学大会并非浪费时间，而是给学子们一个难得的考前突击提分机会，而他做了最充足的准备，也必将是最有收获的那批人之一。宋时自信地笑了笑，点头谢道：“大人放心，学生一向跟着师兄用功，不会耽搁学业的。”

第61章

第一届讲学会刚办起时，武平县还只是个不以学术出名的普通县城,宋时更是个不知名号的小人物,肯来参加的老师和生员都是因他的印刷技术新鲜,来瞧瞧热闹而已。但因去他们的大会办得实在成功，还引得各省都跟风开起讲学会,本省儒生提起这大会也都有几分自豪，得着邀请的多半儿肯来看一看。

今年会议还没有开始，本府几个县的文人才子就主动找上来要给组委会帮忙。又有些附庸风雅的商人、大户捧着银两来资助他们办讲学,只求在这届大会里留个名字。

当然可以。宋时没有看低商人的毛病,亲自办了晚宴招待众人,并承诺大会结束后要写一篇《筹办福建讲学大会记》，其中必定要有这些捐资商人的名字。

大郑的赞助商们极为质朴,也不要求冠名,也不要求场内竖广告板,在书里添个名字就能心满意足地掏钱。然而宋时不能让金主吃亏,他雇人在书院旁边搭了许多报刊亭似的临时小店，全部佳上赞助商们商铺的牌子,那些商人愿意安排买卖的自己安排,不愿意的就招本地小商贩在会议期间开店卖水卖吃食。

武平县百姓力农读书的多,商业气息不浓,大会期间捞一笔快钱,结束后把报刊亭拆了，宋氏书院照样是个干干净净的读书圣地。

这些外务不用走心，真正麻烦的是讲学方面的准备——这回与会人数翻了几番,不必计黄巡按和桓凌这两位主官，就已能凑出十来位愿上台讲学的致仕进士、海内名儒。

人多了，要讲什么就得提前安排，写出教学计划和讲义来，以免到了讲学正日才发现跟人撞了题目。不然的话同一个题目，讲得好不好底下数百书生都看着，谁讲得差就不止是尴尬，几十年攒下来的名声都得翻在这儿。

可宋时一个小生员，是没资格管进士的，连他小师兄也因为是上一科才中试，在按资排辈风气极严的进士群中，也不能轻易劝动前辈。

他们只能斟酌说词，不提“撞题”二字，只说今年来的人太多，老师在台上讲，坐在后排的学生恐怕听不清。为此要请老师提前写好讲义，他们印出来给每位学生发一张，讲学时台上也配一份大型板书，学生们连听带看的，更容易听清老师们讲的内容。

这种大型板书，也不是真正用黑板、粉笔——初次用粉笔的人写出来的字绝不会好看，可底下学生不管这些，只会嘲笑老师的书法不佳。

所以这板书只是在成幅的纸上写径尺大字，写好后用铁环装成挂历的形式挂在架子上。正式到台上讲学时，再从组委会抽调成员，每位老师配一个助教，专门负责翻讲义页。若有哪位老师身体虚弱、嗓音不高，配的助教就负责高声重复老师讲的内容。

当然，在台上端茶倒水、扶着老师上台走台也都是助教的责任。

去年便来讲过学的王知府和张郎中都笑道：“去年我们方学政、桓通判和我们两个老儿可是在台上干讲的，今年居然多了‘助教’？也是合主持人一样，提问题、复述我们如何讲的么？”

那倒不是，主持人要求比较高，得能控场，助教是被控场的。

宋时含笑解释了一下：“今年登记的学生已近七百人了，不比去年仅有二百余人，有五六排桌椅就能轻松坐下，台上讲什么都听得清楚。如今这人数怕是要坐到十余排之外了，到时候不光台上要备助教，只怕隔几排还要安排上几个同传，将老师的声音传到后方。”

他用词虽然有点毛病，好在也没有别的穿越者出来挑刺。老师们也都被这人数惊到，顾不得管他给志愿者取什么名号，都先议论起七百多人的大课该怎么讲了。

这么多人齐坐在下头听讲，这是国子监才有的规模吧？

老师们都是进士或同进士出身，见过大场面。但无论是上朝奏议，还是参与科举四宴、主持乡饮酒礼，也和坐在高台上，对着七百多学子讲学的感觉不一样。

恐怕会有种高处不胜寒之感……

“要不等桌椅布置好，诸位老师提前上台体验一下？”不必讲学，就上去感觉一下讲台上布置得舒不舒服，助教们在下头听听老师的声音，好安排隔多远传一次音。

宋时提议他们上场排练预讲，众人没多犹豫就都答应了。

到五月初四，会场初步布置好后，老师们便乘车出场，上台依次试讲了几句。

因还没到正日，台下没坐几个人，只是一排排只刷了清漆的长条桌椅从讲台前向外延伸出去。但见他们上台，就有些在讲台外围闲逛的学生自动入座，给这场试讲更添了些真实感。

坐在台上，竟有种“一览众山小”的错觉。

来讲课的几位老师有的见了学生更兴奋，却也有一位原先做到光禄寺少卿的常老先生突然晕场，不得不立刻下来。便到下台后，常老先生也有些脸红，对桓凌和宋时说：“我到了上头，看着底下那些人便觉心乱如麻，讲不出什么，只怕是做不成这讲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