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骗了贾姑姑，没有什么在外打工的舅舅，即使有，他也联系不上，都是太久不走动的亲戚，就是血脉相连，里面流的，也该是冷了的液体。

当初黄采香要嫁给谢守拙，就和家里吵翻了，这么多年，几乎断绝了关系，只有他那又傻又善良的妈妈，才会自己省吃俭用地，每个月偷偷给家里寄钱，期望着买回那么一点点的原谅。

可是这些钱，最后只买回了她葬礼上，那一个一脸冷漠的中年人一封不够谢守拙喝次酒的红包。

感情这东西有时候和投资一样，你付了钱，就要有承受血本无归的风险的准备，这么说也许不近人情，可事实如此。

暑假里打工的钱，刚好够他的路费和第一次的房租。谢一在一个随时可能面临着拆迁的小弄堂里租了间房子，和另一个安徽来打工的，叫小吴的年轻人合住着，地方极逼仄狭小，不隔音，隔壁人家说话吵架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厕所是公用的，因为疏于打扫，总是臭气熏天。

冬天极冷，南方的室内没有供暖，可是温度却并不比北方好到哪去，即使没有嗷嗷乱叫的大西北风，那股子无处不在的阴冷气息却更让人受不了似的，尤其他为了便宜，租的房子是阴面，被褥好像都带着一股子潮乎乎的味道，墙角有细碎的霉菌，就像是长在那里的伤疤。

他刚来的时候，完全听不懂当地人方言，就连夹杂着上海话腔调的普通话都够他喝一壶的，有时候听得多了，觉得晕晕乎乎，四下鸟语花香的。

这好像更加重了他的孤独，谢一第二天就买了一沓稿纸，他怕这么下去，自己会在这样的茫然无措中疯狂，只能把那些不能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说的话写在纸上，然后小心地放在搪瓷的小盆子里点着，看着那些言语烧成灰烬，就像是邮递给了妈妈一样，顺便借着那一点点的火光温暖一下自己的手。

至于工作，其实比自己想象得还要好找，他年轻肯吃苦不嫌钱少，比起外来打工的人员，学历又高，很多地方愿意要他。

谢一打四份工，周末不休息，把人扔了不要的报纸杂志捡起来，关注上面哪怕十几块钱的征稿信息，一分钱都掰开了花，除了基本的生活需要和稿纸钱，他连个电话也没打过——当然，也没什么人好联系的。

有一个干活的工地管一顿早饭，可以随便吃，谢一就基本上只靠那工地上的咸菜稀粥和馒头度日，能吃多少吃多少，吃到自己再也吃不进去为之，撑一天，有时候实在撑不过一天，住处的小抽屉里面随时备着一点最便宜的挂面，捡着菜场的剩菜，就着一点盐巴，拿清水煮了晚上回去吃。

一年，谢一给自己下了死命令，一年中一定要把学费和生活费赚出来，他的休学手续只有一年的时间。

生活捉弄了他十八年，他一直逆来顺受，懦弱地认输，是该到扳回一局的时候了。

他咬着牙，尽量让自己活得有尊严。

这么一晃，一个秋天，一个冬天就到了头，年关将近，很多打工的人都回家了，谢一的室友一早就从黄牛那买好了火车票，这时候短期工格外地好找，谢一于是也格外繁忙了起来。

春节是给有家的人过的，他想，自己这样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辛苦就辛苦一点。

存折上的存款现在是他唯一的快乐来源，那上面的数字已经快超额完成任务了，谢一总觉得不放心，分别存了好几个银行，也算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钱多了不在乎什么，可是没钱的时候，一分一毛，也重得能把人压死。

三十晚上，老板早早地放他回去了，谢一走在路上，犹豫了一会，还是从一个书报亭买了张电话卡，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拨出了一个熟悉的号码。

电话才响了两声，对方好像就迫不及待地接起来，谢一“喂”的话音还没落，那边贾桂芳急切地打断他，一迭声问：“小一是不是？小一是你吗？喂，小一？小一你和干妈说句话啊你！”话到最后，已经听出了哽咽的声音。

半年以来所有的委屈，所有都在忍耐范围内的苦，突然在这嘶哑的女声冲到耳膜的时候决了堤，谢一的眼圈有点酸，他抬起头来，望着这个城市灰白色、马上要黑下去的天空，努力平定着自己的情绪，半晌，才轻轻地应了一声：“嗳，干妈，是我。”

贾桂芳泣不成声。

谢一听着电话那边，似乎是干爹的轻声安慰，有些说不出话来，只能一遍一遍地说：“干妈，别哭，没事，我挺好的，我真挺好的。”

王大栓把已经说不出话来的贾桂芳拉开，拿起电话：“小一啊，我是干爹，你……你在哪呢？”

寒风凛冽的街头的一个电话亭，谢一笑了一下：“干爹，我在上海哪。”

“咳，我还能不知道你在上海？你干妈天天念叨，说上海打来的电话区号是021，这电话一响，她只要听见是02开头的，就跟打了鸡血的似的。可是等了半年也没等到你的电话，她整天就跟我在这疑神疑鬼，上回看见电视里面播那个……那个什么节目？里面有个瞎了眼的在城市里流浪的老头，你干妈看着就在旁边抹眼泪，她就怕你一个孩子，在外边吃不好睡不好，也没个钱没个地方住……”

王大栓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堆，谢一默默地听着，越听眼眶就越湿，怎么忍都忍不住，印象里那个干爹好像一直都那么没心没肺，打起呼噜骂起儿子来都地动山摇的，粗鲁又豪放，什么时候也这么鸡毛蒜皮了呢？

谢一深深地吸了口气：“干爹，我有地方住，也有工作，有钱，您跟干妈说，别着急，我这上学的钱马上就要攒够了，等我再干半年，说不定连第二年的钱也攒出来了，到时候回学校报到就可以多学习，少做工，对成绩也好……”他忽然说不下去了，手指紧紧地攥住电话线，冻得发白的手指像是要把那电话线搅断一样。

“那好啊，那就好。”王大栓叹了口气，贾桂芳一巴掌打在他后背上：“好什么？好个屁！”她愤愤地抹干净眼泪，夺过话筒，一张嘴，话像倒豆子一样地往外吐：“你说你这孩子怎么不听劝？小小的人儿在一个人在外边，得多苦？”

“我……”

谢一刚开口，立刻又被贾桂芳打断：“你甭糊弄我！干妈活了这么大岁数，什么没见过？你看看咱大街上那个修路的，白天干那么重的活儿，晚上睡在棚子里，四面漏风的，我听说你们那边冬天连暖气都没有，这么冷的天儿……我天天看着天气预报，上海这两天都零度了，怎么过啊？”

谢一无奈：“我习惯了就……”

“那是习惯吗？你现在不当回事，看等老了怎么办？那寒气都进了骨头里，到老了看你走不动路！我跟你说……”贾桂芳摆开一副要长谈的架势，谢一偷偷瞄了一眼电话卡上的余额，这时候，那边突然被什么事情打断一样，贾桂芳的话头戛然而止，顿了顿，才说，“小民军校放假了，他要跟你说，你等会啊。”

谢一愣住了，一口气好像突然卡在胸口里一样，出不来进不去，闷闷的难受极了，握着话筒的手指徒然紧了，听见那个熟悉的声音“喂”了好几声，没得到回音，又问：“小谢，谢一，你还在么？”

一阵冷风猛地袭来，谢一一激灵，这才回过神来，轻轻咳嗽了一声：“在，我在。”他尽量想让自己听上去自然一些，音调平稳一些：“听说你考上军校了，还没来得及给你道喜呢，我……”

王树民冷笑一声：“道喜？你拉倒吧。谢一你个王八羔子给我听仔细了，老子刚才让朋友订好了票，明儿晚上的火车，后天早晨九点多到，你要是有良心，就自己上火车站接我来，敢不来，你就自己看着办！”

第十五章 陋居

初二的那天特别的冷，谢一请了假，一大早就去了火车站。

都在放假，一号线本来就拥挤，这回更是有要把人给挤成相片的架势，一路上谢一心里七上八下的，他可有整整三年没见过王树民了。

从十六岁到十九岁，正是一个男孩子长成男人的过程，谢一恍然间发现，原来已经那么长时间了，原来那个人在自己心里，已经压了那么久了。

就好比是一个巨大的木箱子，里面藏着陈年的旧物，许久许久不打开，有一天突然有机会看见了，就觉得，其实人生在世几十年的光阴，真是如白驹过隙一样，要不当初的喜悲，怎么就没有一星半点的褪色呢？

他说不清楚心里是种什么样的滋味，那种心都要从嗓子里跳出来的感觉，既是欢喜，又是忐忑，打电话比见面，终究还是要差上一层。谢一想，王树民那么长时间没回过家，就连探亲假都用在用功复习上，三年了，第一次回家，就大老远地跨上大半个中国来找他，是不是自己心里，也可以有一点期待呢？

从地铁站爬上来，冷风一下子扑面过来，谢一的脚步忍不住顿了顿，轻轻地自嘲了一下。期待？有什么好期待的呢？你自己是变态，总不能要求别人和你一样变态吧？

时间算得刚好，没等多长时间，王树民那班火车就到站了，谢一站起来，眼睛掠过熙熙攘攘拿着大包小包的人群。

在火车站接过人的同志们应该有过这种感觉，特别在人多的时候，那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要是没有手机及时联系，基本上接到人的概率可以直接划到三倍西格玛以外——是不折不扣的小概率事件。

谢一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尽量站在高一点的位置，依着记忆找寻着。

可是仍然眼睛都酸了也没找着，正有点着急，突然肩膀被人使劲拍了一下，谢一一个激灵，回过头去，还没等他看清楚那人的样子，就被一条硬邦邦的、铁打的一样的手臂缠住了脖子，肩膀上的压力大起来，差点把他压趴下。

谢一忍不住呛咳了一下，有些费力地抬起头来，王树民好像故意的似的使劲在他后背上拍打了几下：“嘿嘿嘿，睁着你那双二五眼往哪看呢？”他把行李包甩在肩膀上，捏捏谢一的胳膊，撇嘴，“啧，我说谢一，木头棍子都比你丫有料，三年多了，也不长长，扔灶台里当劈柴都不够烧一锅粥的。”

不知是咳嗽的，还是冷风呛得，谢一的脸笼上一层淡淡的红晕，他挣扎开，仔细地打量眼前的人，感慨：“王树民，你们部队天天吃化肥吧？”

三年前的时候，要说起身高来，谢一离王树民远点，还能给人留下俩孩子差不多高的印象，现在却突然拉开了小半头的差距，这活驴好像不知道冷一样，大冬天的就穿了一件夹克，皮肤晒得黝黑，肩膀却如同幼鸟拉开的羽翼一样，长开了，也宽阔起来。

脸上的棱角显出年轻人特有的凌厉感，五官深刻，唯有笑起来的样子，一如那记忆力十六岁的少年，含着那么一股子满不在乎的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