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任凭又去学开车了，因为从全局的情况看，大家心思都不在工作上，大概是趁着新老局长交接的混乱之机潇洒几天。

新局长叫秦勇，原来市政府分管环卫的副秘书长，五十多岁，估计也是最后一站了。

他报到后匆匆和局里的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见了一面就消失了，也不知去忙点什么。

而连局长的免职文件已经在会上宣布过，所以尽管他还在上班，已经没有几个人像以前那样毕恭毕敬地待他了，局里有几个受过他气的人还当着他的面说风凉话，说连局长啊，听说组织部要调你当副市长，你怎么不去上班呢？

连局长气得没办法，只好苦笑一下拉倒。

如今的人眼皮薄，台上台下就像夏天和冬天一样反差那么大。

真是应了那句话，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你在台上的时候，人人都仰视你，所以你很高大，有一种威严，下面的人总是颤颤惊惊，如履薄冰；你下台了，大家能够平视你了，自然就能表达出一些真实的思想来。

机关里的人眼睛非常的亮，以至于什么时候卖力，什么时候偷懒都掌握得很好。

现在新局长不在，正是溜号的大好时候，任凭也是经过多年的观察得出这样结论。

于是他就叫上徐风到开发区去练车。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练习，任凭已经基本掌握了驾驶技术，能够独自上路了。

任凭觉得开车没什么学的，就是踩离合啊，挂档啊，踩刹车油门啊几个动作来回变换，只是要配合得好，俗话说做事容易做好难，开车也是这样，开走非常容易，但是要想开得又快又稳，机动灵活那可不是一日之功。

这天任凭在开发区练车到中午时分，回去的时候徐风要开，他不让，说开着回市区一点问题都没有——刚学开车的人总是这个毛病，摸着车就不想丢掉。

徐风只好坐在副驾驶位上，小心翼翼地看着前方，时不时地指点迷津。

任凭驾着车上了通往市区的大路，不知不觉挂上了五档，油门也踩得很深，徐风看到仪表盘上显示的时速竟然到了一百公里，就提醒说慢点慢点，任凭看到大路上车不多，就说没事。

正在说话的当儿，前面有一辆驴车横穿马路，任凭一时慌了手脚，徐风急得大叫，快踩刹车！

快踩刹车！

几乎站了起来，但是毕竟什么都在任凭的掌握之中，他没有应付紧急情况的经验，手脚都不听使唤了，右脚没有踩到刹车，反而踩住了油门，结果车像疯了一样向前窜去，任凭一看也急了，将方向盘猛地向左一打，轿车马上像箭一样向路边沟壕驶去，任凭只记得车被沟旁的一根电线杆挡了一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任凭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屋顶洁白的病房里，身下是一张铁制的病床，自己的左边的大腿打着绷带，挂在一只铁架子上，腿的中间横穿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钉，铁钉的两端系着白白的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是像巨大秤砣一样的铁家伙。

任凭想动一动，可是浑身就像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

身旁坐着妻子乔静和女儿粟粟，乔静脸上的泪痕还未干，女儿好像发现任凭醒了过来，惊喜地叫道：“爸爸醒了，爸爸醒了！”然后围在任凭的跟前问这问那。

乔静明显地表示了喜悦，但是也没多说什么。

“这是哪里？”任凭问。

“骨科医院。”乔静说。

“爸爸，你知道我和妈妈有多难过吗？妈妈一直趴在床上哭。我也哭了好几回了。你开车咋那么不小心呢？以后再不要开车了！”粟粟拉着任凭的手，说着又哭起来。

乔静背过脸去抹泪。

任凭眼里也涌出了泪水，用一只手抚摸着粟粟的两只小辫子说：“是爸爸不好。”

“不过爸爸好幸运，没有死，要不然我和妈妈会伤心死的。”粟粟哭着说，她童言无忌，对死说得那么轻松。

乔静站起身，从一个小茶几上的保温饭盒里倒出一碗肉丝面条来，然后端到任凭的面前，拉过一只方凳坐上，一手端着碗，一手拿勺，准备一口一口地喂任凭。

任凭动了动身子，想坐起来，可是没有成功。

“别动，我想办法让你舒服点。”乔静说。

她把碗放到小凳子上，然后转到床的另一头，将一个铁摇柄摇了几下，任凭的身子折起来很多，这样就舒服多了。

“这样好了吧？”乔静问。

“好多了。”任凭回答。

“来吧，吃饭。”妻子的话声音不高，却充满了温柔。

她端起碗，舀了一勺面条，送到任凭嘴里。

任凭这才想起来，自己中午没有吃饭，那时说不定自己正在手术室里被抢救。

看看房间里斜射过来的夕阳，估计已经下午四五点了，自己已经近十个小时没吃饭了。

他只觉得到嘴里的面条不经咀嚼就进到了肚子里，况且奇香无比，恨不能一下子将碗里的面条全都吞下去。

他太饿了，车祸没有摧毁他的消化系统，反而使它们的功能更强了。

“爸爸，面条香吗？”粟粟问。

“嗯，香，香。”任凭忙不迭地点头说。

“妈妈在这离不开，还是我出去买的呢。”粟粟骄傲地说。

“粟粟真有本事。”任凭夸奖道。

“粟粟，去写作业。”乔静朝粟粟说道。

粟粟答应一声，从病床下取出书包，掏出暑假作业，趴在那个小茶几上写起来。

任凭一连吃了三碗面条，他边吃边看着妻子专注地喂自己时，感动得流下泪来。

他想着这几天和妻子离婚的前前后后以及自己做的对不起妻子的事情，不禁羞愧满面。

“乔静，真对不起。”他说着，又有两行热泪滚落下来。

“别说了，人都成这样了还说这干啥？”乔静制止着他。

“我做得太不像话了。请你原谅。”任凭继续说。

“有个情况我给你说一下，徐风没事，只是身上挂了几道血印子。现在已经去修车了。”乔静把话岔开了，可能现在的环境下她不想提这个令她伤心的话题。

“真是万幸，要是他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真不好交代。”任凭后怕地说。

“另外，还有一个叫黄素丽的同事来看过你，那不，墙角那个花篮就是他拿的。”乔静指了指病房的一角，那里有一个扇形的花篮，那些康乃馨、玫瑰、百合等花或艳或媚地开放着。

任凭的心头又掠过一丝愧疚。

唉，自己是怎么变成了花花公子的呢？

原来自己可是一个很本分的人哪！

乔静还不知道自己和黄素丽的关系，要是知道了她不气得翻眼才怪！

任凭看了一下自己住的病房，一共有两张床，另一张床在自己的南边，是空着的。

忙问乔静那床上有人没有，乔静说不知道。

任凭想到骨科医院办公室的老张前两天还找自己办事，就让乔静找到自己的手机和商务通，在床上给老张打了个电话。

老张很快就跑来了。

他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个子不高，但是很精干。

他到病房里一看就说，住这里怎么行呢？

条件太差了，我马上安排调到高干病房去。

任凭说不要太麻烦了，等两天再说吧。

老张说不能让大处长你受委屈。

果然当天下午任凭就调到了一间既宽敞、装修又好的房间，调房的时候来了一大帮护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完成，因为任凭的病情特殊，一条腿还打着铅坠。

新调的房间号是306，这是一个小型的套间，外间有一套沙发和茶几，还有一张陪护床，大大的彩色电视机应任凭的要求被搬到了里间。

任凭在这间病房里，心情比在那间小房子里好多了。

以后的几天是绵绵不断的看望大军。

第一天主要是城建局部分中层干部。

除了新来的秦局长没来，其他的领导班子成员都来了，裴京也来了，是和张亮一起来的，来后基本上没坐多长时间就要走，说是单位的事情很忙，得赶快回去应付，裴京表情奇怪而复杂，笑的时候总是让人觉得像哭。

他象征性地和任凭商量说处里的工作暂时由张亮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当着张亮的面说这话等于是不说，任凭当然不好说什么。

裴京还说秦局长现在在政府那边有点事需要处理，让他代他向任凭表示问候。

大部分的中层干部（包括处长副处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等）是在第二天和第三天来的。

当然其间也不乏一般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有的是凑着和处里的同志一起来的，有的则是单独来的。

凑着一起来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用单独买礼品了。

单独来的大都和任凭有点私人交情，或者平时找任凭帮过忙。

第四天二级机构的领导才陆续来看望。

而这时的来人的成分就复杂起来了，许多市管单位的部门负责人开始来了。

礼品和鲜花已经堆满了房间。

礼品主要有吃的喝的，也有用的，但是较少。

大都用精美的盒子装着，长的、圆的，高的、矮的，奇形怪状的都有。

颜色红黄绿蓝各具。

刚开始乔静把那些大大小小的盒子放到茶几上、桌子上，后来实在太多就随地一放，再后来地上也开始摞起来了。

那些花篮倒是大同小异，都是一个小白篮子里放些绿色的花泥，插上时下流行的花，再加上一些满天星、青竹叶点缀而已，但是这些花放在一起形成的气势确实令人赞叹。

用一个词形容一点也不过份，就是“花卉如潮”，那些大大小小几十个花篮摆满了里外间的每一个角落，从地上到床头，从沙发到茶几再到窗台，甚至电视上面，只要有一个能承受东西的平台，就放有花篮。

那些大大小小的食品盒已被鲜花覆盖。

总体看起来，那些花篮非常有层次感，整个房间就像长满鲜花的山坡。

粟粟高兴得手舞足蹈。

她就像一只花间的蝴蝶翩翩地飞舞着，一会儿闻闻这朵，一会儿闻闻那一朵，喜欢得很了就摘下来拿在手里玩耍，刚开始乔静还制止她，后来花多了乔静也就不管了，干脆随她便混去。

当然最累的要数任凭了，只要有人来，他的嘴就不得闲，一遍遍重复着那不多的故事情节，一次次地用嘴迎来送往，直到口干舌燥还得说。

怪不得大领导得病住院要设接待处，看来他们实在是应接不暇。

第四天开始，看望大军的成分基本上变成了企事业单位管后勤的了。

注意，这个时期有明显的特点。

一是拿的礼品明显地变化了，花篮明显地减少，实惠的东西明显增多。

二是拿干礼的大增。

什么是干礼？

钱也。

很多人都是用本单位的信封装上五六百元，上面再写上“祝任处长早日康复”等字样，后面还有落款。

有的不好意思当面交接，就藏在所带的礼品当中，比如放在水果篮中。

送礼也是一种艺术，怎样做到送礼数量适当，方式容易被接受，又能达到送礼的效果，确实值得去研究，不知道现代礼仪学开设不开这门课程。

不过很多东西都是从经验教训中得来的，据说包工头送礼的时候怀里揣一个微型录音机，把送礼的过程录下来，以免将来中不了标的时候讨要，大约相当于收据的功能。

他可能是从血的教训中得来的，比如有一次他给领导送了多少万，最后也没揽到活儿，找这位领导去要时，他却不认帐，包工头手里没有证据，只好自认倒霉。

乔静亲眼目睹了这种场面。

刚开始的时候，她显得有点惶恐，总是想法将钱退给主人。

有时为了将钱还给人家，甚至追到门外。

后来任凭告诉她没事，她才惴惴不安地收下。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十天下来“干礼”已有两万多元了。

大约十几天以后，任凭的病房里才渐渐平静下来，但是平静下来后，他觉得有一种无边的空虚和寂寞包围着自己。

终日看着白得有点无力的天花板，眼看着那些花篮上的花逐渐凋萎下去，失去了往日的生气，任凭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沧桑感。

看到那些可怜的花朵，任凭感到了生命的短促和脆弱。

那些食品之类的东西他让乔跃拿走了很多，剩下的水果之类有的腐烂了，有的虽然表面上看着好好的，实际上已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

电视没有意思，书看不进，动又动不了，真是痛苦至极。

他已经没有了在调研局时的那种读书读到出神入化的心境了。

那时他坐在办公室里一晌甚至一天可以不动不说话，只需要有一本好书读着就可以。

别人打牌的喧闹、甚至是数钱的“哗哗”声都干扰不了他的思绪。

那是一种多么令人怀念的境界啊！

不慕荣华，自甘寂寞，雷打不动，就像庄子说的那样，形同槁木，心如死灰。

可是自从当了这个处长，就再也耐不住寂寞了。

为什么？

静下心来的时候，任凭总是扪心自问。

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对立的两个存在吗？

难道拥有了权力、金钱很快就会将高雅、静笃、玄远逐出吗？

那么，是物质世界是高尚的呢，还是精神世界更高尚？

任凭搞不懂，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