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逻员的态度无懈可击，大喇喇地冲他笑了一下：“凶案不是这条街，那条街都封住了，想去也不让去呢。”

骆闻舟刀锋似的目光从这个巡逻员身上扫过，盯得那巡逻员已经有些不自在了，才摆摆手示意对方可以走了。

等这段小插曲过去，费渡才接上了方才的话音：“也不排除是巧合。毕竟我刚才也差点走错路。”

骆闻舟却没吭声，他脑子里在清晰地回放着这一段监控视频――冯斌和夏晓楠第一次从卢国盛眼皮底下逃走的时候，卢国盛并没有奋力追。他走出路口的姿态几乎是闲适的，好像笃定了他的目标跑不了。

“冯斌那封信，我觉得很不对劲，”骆闻舟说，“但是具体哪里不对劲，一时又说不上来，所以才发给你看，你现在有结论了吗？”

“有一点可供参考的——虽然那封信的开头是‘亲爱的爸爸妈妈’，但整体不是写给父母的语气，”费渡说，“‘我们都很焦虑，身边没有真正悠闲宁静的人’，‘以前想要的，现在全都不想要了’，还有开头那一句‘痛苦地思索自己为了什么而诞生’――大量句子化用自一本书，叫《关于莉莉周的一切》，日文译本，是个关于校园暴力的凶杀故事。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暗示什么。”

骆闻舟沉吟片刻：“走，跟我去趟医院，我要去见夏晓楠。”

与此同时，他飞快地把方才看来的工作证工号给当晚值班的陶然发了过去：“联系钟鼓楼负责人，查查这个工号的巡逻员。”

第101章 韦尔霍文斯基（十一）

“夏晓楠？我刚才看了她一眼，还没醒呢。”负责盯着医院的刑警刚吃完饭，不慌不忙地往住院部里走，“怎么了老大？不是说过几天，等这孩子精神状态好了再问吗？”

电话里传来一声尖锐的汽车鸣笛声，骆闻舟飞快地说：“夏晓楠不是目击者，她是嫌疑人之一，给我盯住了！”

“啊？谁？你说夏晓楠是……”

推开病房门的刑警话音戛然而止。

骆闻舟心里一沉。

“老大，夏晓楠不见了！”

骆闻舟一脚踩下油门。

“夏晓楠是本市人，父亲叫夏飞，肺癌，一直也没法出去找正经工作，以前靠给人看小卖部打点零工，前些年没了，她妈常年照顾病人和一家老小，大概有点抑郁，一时想不开，跳楼死了。”费渡把电话开了免提，陶然的声音透过信号传过来，“这个女孩从小到大得到的评价基本都是‘懂事’、‘内向’，学习成绩也一直很稳定，是那种带病也要上学、放假也会穿校服的女生，对这种孩子来说，读书、上个好大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她家里人和当年327案与卢国盛有没有什么牵扯？”

“没有，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家除了惨了点以外，没什么特殊的，祖孙三代都没有去过莲花山，连那边的亲戚都没有，我想不出她是怎么认识卢国盛的，也想不出她跟冯斌能有什么深仇大恨，至于把人杀了分尸。”

骆闻舟调兵遣将完，挂断那头的电话，转向费渡：“你提到‘校园暴力’，有没有可能是冯斌欺负她，所以她才想方设法报复？”

“你们对冯斌的信做过笔迹鉴定吗？如果能确认那封信是他本人写的，那应该不是。那封信不是加害人的语气。”费渡说，“再说夏晓楠不是吓得精神有点失常了吗？如果是装的，演技未免也太好了。”

费渡可能是老板当习惯了，深刻地了解做上司时喜欢什么句式——他很少提出一些乱七八糟的可能性扰乱别人的思路，有结论说结论，没有结论，推测过程也能说得条分缕析，非常痛快。

骆闻舟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对陶然说：“联系他们班主任，还有那几个出走的学生，征求监护人许可后分别找来谈话——我们马上到医院了。”

“嗯，”陶然应了一声，随后语气略一迟疑，又问费渡，“什么是加害人的语气？”

费渡肢体语言十分放松地靠在副驾驶上，沿途掠过的灯光从他脸上或明或暗地扫过，盖不住的栗子香气扑鼻迎面，丝丝缕缕地浸染在那羊毛外套上细密交缠的纤维中。

“就是即使加害者们长大，学会了‘政治正确’，开始担心自己的孩子受欺负，也跟着社会主流意见一起痛斥‘校园暴力’，但是当他们回忆起自己少年时的所作所为时，字里行间还是会带着些许炫耀感。因为潜意识中并不认为这是加害，而是一项成就——所谓校园暴力，归根到底是群体内的权力秩序。”

除非有一天遭到一模一样的境遇。

“可是刚才老师家长都在，又是在公安局里，”陶然说，“如果真的被人欺负，那几个孩子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费渡笑了起来：“陶然哥，封闭式的寄宿制学校能自成一种生态环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规则和‘法律’，你所认为的自然规律，在别人眼里说不定是匪夷所思——比如你告诉两千年前的古人，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球上，会有人相信你吗？”

骆闻舟一打方向盘，此时，医院已经近在眼前。

先前他们以为夏晓楠是个幸存的目击者，并没有派太多人盯着她，只是怕她没人照顾，留了个人陪在医院里。市局的一帮人这会才纷纷赶来，警车把本就拥挤的停车场塞得更加水泄不通。

“她爷爷陪着她，我就出去吃了个晚饭，”奉命盯在医院的刑警一脸懊恼，“中间老人家上了趟厕所，他行动不太方便，花了大概有十分钟吧，她就从这跑了。”

住院部为了让病人有个活动的地方，特意开辟了一片小花园，是封闭的，楼道的监控拍到夏晓楠悄无声息地溜出了病房，她穿过小花园，从石头墙上翻过去，不知去向。

夏晓楠的爷爷一脑门热汗，哆哆嗦嗦地扶着轮椅，嘴里絮絮叨叨地不知在说些什么，见没人听得懂，他急得直嚷，像个误入人间的低等怪兽，又丑陋又无助。

一个刑警正要上前，被骆闻舟拦下来了：“等等，先别告诉他。”

他走到那老人身边，老人挣脱开轮椅，摇摇晃晃地向他扑过来，嘴里吱哇乱叫出了一段长篇大论，见骆闻舟不答，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半个哑巴，人家都不明白他说什么，于是他茫然地拽住了骆闻舟的衣角，不知所措地闭了嘴，掉下眼泪来。

骆闻舟拍拍他的手：“大爷，晓楠平时除了上学，一般都去哪？”

老人活动起僵直的舌头，从喉咙里拖出了一个长音：“……家。”

“就回家？她从来不出去玩吗？有没有经常串门的朋友？”

老人听了这话，骤然悲从中来，他毫无预兆地咧开缺牙短齿的大嘴，嚎啕大哭了起来。

一年中最冷的寒霜悄然落下，盖上了一年中最长的夜。

像是下起了小雪。

骆闻舟带人把夏晓楠的爷爷送回了家，顺便征得了老人的同意，进了夏晓楠的房间——说是一个房间，其实只是隔出来的一个小块地方，刚够放得下一张床，连门也没有，一条帘子垂下来聊做遮挡，“床头柜”是一架废弃的旧缝纫机，上面横着一支廉价的粉色塑料钢笔，是整个房间唯一有点少女色彩的东西，屋里没有多余的橱柜，她为数不多的几件旧衣服罗在床头，用一块白布单盖着，床底下放满了书本，大部分都是课本和习题册，连小学时候用过的都没舍得扔。

费渡弯下腰，捡起一本习题册翻了翻，见上面所有空白的地方都写满了笔记，笔迹娟秀而干净，有些地方写不下，甚至用小纸条贴了一层又一层，两百来页的一本习题册被她弄得像现代汉语词典一样厚。

他一目十行地扫过夏晓楠的笔记，能很明显地感觉到这孩子逻辑不是很清楚，稍微难一点的题目，她就要做大量的解析笔记，看得出来，资质颇为一般，长期稳定而优异的成绩是时间精力堆出来的。

骆闻舟：“怎么样？”

“陶然说得对，”费渡把习题册合上，“这就是个带病上学，放假也穿校服的女孩——如果冯斌被杀和她有关系，那很可能是被胁迫的。”

“假如她是被胁迫的，那她现在可能会去哪？她不在家，不在医院，学校那边我也找人盯着了，暂时没动静。这个夏晓楠平时也没什么可以倾诉的朋友……”骆闻舟话音一顿，“她有没有可能去找那个胁迫她的人了？”

“找到了干嘛，跟他算账吗？是把那个人揍一顿还是逮捕归案？”费渡无奈地看了他一眼，“师兄，如果她的思维方式和你一样，早就称霸学校了，谁还敢胁迫她？”

骆闻舟：“……”

费渡这条舌头可能已经成精了，以前跟他不对付的时候，就算同意他的意见，也同意得冷嘲热讽，现在毛顺过来了，哪怕意见相左，他也能反驳得人通体舒畅。

骆闻舟的语气不由自主地柔和起来：“那她还能去哪？”

费渡没有立刻回话，目光在夏晓楠蜗牛壳一样的小屋里逡巡片刻，发现床头破缝纫机上铺着的桌布上有一块污渍，像是有人长年累月经常用手揉搓出的痕迹，费渡按着那一处污迹，掀开桌布的一角——那正好是放针线盒的地方。

针线盒里有一个五寸的小相框，里面是一张过去的全家福，相框的背景纸后面写着：“送给我的女儿晓楠”，那字迹显得成熟一些，字体却和夏晓楠的字有一点像。

“是……是忒——啊妈、妈哎的。（是她妈妈给的）”身后传来一个呼哧带喘的声音，夏晓楠的爷爷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门口，眼巴巴地看着他们。

这时，照片从拆开的镜框里滑下来，后面还夹着一封信，是夏晓楠她妈妈自杀之前的一封遗书。

费渡缓缓地抬起头：“陶然说她妈是跳楼死的，从哪跳的？”

骆闻舟悚然一惊。

警笛声呼啸而过，在蜿蜒的公路上留下了一溜红蓝相间的残影。

“夏晓楠的母亲叫孙晶，生前在一所初中里当校工，是从学校的行政楼上跳下去的，地址已经发给你们了，”陶然飞快地说，“消防和救护车马上到位！”

“四十三中，”费渡在车上翻看着陶然发过来的简短说明，“夏晓楠的母校，她妈跳楼的时候，夏晓楠正在上自习课——从行政楼上能看见他们教室，她可能是想最后看她女儿一眼。”

“她妈自己倒是解脱了，丢下一家老小，还当着孩子的面跳楼，夏晓楠不会怨恨她么？为什么你会觉得她可能会跟着学？”

“这很正常，一个人往往会变成他最恨的样子，”费渡一耸肩，“越是忌讳，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越有吸引力，比如说……”

他话没说完，骆闻舟突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