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清让想起早些年的事，本以为会有万千感慨，实际心中却掀不起一点波澜了。

凡事求个问心无愧，他讲：“能被理解认可自然是好，但我做这些，是因为想做，不是为求理解或认可才做，所以谈不上值不值得。”

两人谈话时，大嫂走过来。

老四对大嫂多少有几分敬重，刚刚急于拍照未打招呼，此时也转过身，唤了一声“大嫂”。

大嫂抬头对他说：“你能平安回来，我们很高兴。”

老四却回：“我马上就走了，或许以后也不会再回来，家里还是和以前一样，当没我这个人吧。”

大嫂晓得他不喜欢这个家，也晓得他向来嘴硬逞强，可看他这一身的伤，想他马上又要回到前线去，她终归担心。

她望着他道：“有国才有家，你虽离开这个家，却守着上海，守着国土，便是在守我们的家。我将你大哥的话也托给你，他叫你好好活着，活到将敌人赶出国门，到时候再回家来，我们给你备最好的酒。”

老四手中的烟即将燃尽，门外的军用吉普车拼命响起喇叭声，似军号般催促他离开。

他深深皱眉，干燥的、带劣质烟味的唇紧紧抿起，内心各□□绪交织，眼眶酸得发胀。

手指将烟头碾灭，帽子往脑袋上一扣，老四沉默地转过身大步走向门口，临上车，他却忽然转过身，朝里大声喊道：“我走了！你们一路保重，改日再见！”

车子启动，清蕙拔腿追出去，然她气喘吁吁到门口，那辆军绿色吉普已经飞驰至道路尽头，拐个弯立刻不见踪影，只剩了恣扬尘土和道旁翩跹的落叶。

上海的秋天真的到了。

自古逢秋悲寂寥，添上别离则愁绪更浓。

宗瑛又在公馆陪清蕙和孩子们住了一晚，盛家人要离开上海的这天，她早早就被清蕙吵醒了。

清蕙辗转反侧一夜，天没亮便起来清点行李——去途漫漫，不便携带太多家当，必须有取舍，可东西扔在这里，说不定将来就再也见不到了。

最后连同孩子的物品，一共塞满两只大箱，外加一只手提小箱子。

家里的佣人们大多发了工钱遣散了，只有姚叔留在公馆看门。

临行前，姚叔掬泪替他们叫车，搬运行李，最后将他们送出门，说道：“三少爷打电话来，说已在码头等着了。”

一行人各自登车，关上车门，汽车发动，缓缓驶离静安寺路上的盛家公馆。

清蕙拨开帘子隔着玻璃朝后看，只见姚叔老泪纵横地关上铁门，最后落上了锁。

车内的孩子们虽不知前路意味着什么，但马上要离开他们熟悉的城市，对目的地的好奇全被莫名的恐慌感覆盖。

阿莱紧张地抱着弟弟阿九，大嫂的孩子们挨在一块心不在焉地共看一本书，二姐的孩子阿晖则始终攥着他爸爸的衣服不吭声——意识到是自己“想吃蛋糕”这句话令妈妈再也回不来，他害怕极了，好像担心再开口，会把爸爸也弄丢了。

到码头，宗瑛终于见到盛清让。

她问他昨晚睡在哪里，他答：“在公寓。但不知为什么，怎么也睡不着。你睡得怎么样？”

宗瑛说：“我很好。”

要紧事在前，两个人之间也只够说这一两句问候。

已过午时，秋日当空。

因船票稀缺，码头上十分嘈乱，军队控制着码头，警察开枪维持秩序，但在天天听枪炮声的战时，如此震慑能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好不容易熬到登船时间，又是一阵人潮挤拥。

清蕙和孩子们排在队伍后面，她抱着阿九，宗瑛替她提着藤条箱。

前面的大嫂提醒清蕙：“跟紧了，看好孩子，马上要登船了。”

人头涌动，摩肩接踵，大家都往一个方向走，离船越来越近，清蕙才真真切切意识到——要离开了。

她学校在这里，同学在这里，朋友在这里，自小熟悉的一切都在这里，她只认识上海。

从她出生起，一切记忆都只有上海作为布景。

歌里唱“洋场十里，好呀好风光，坐汽车，住洋房，比苏州更在天堂上”，可现在上海，再不是天堂。

她转身看向宗瑛，眸光里尽是依依不舍，对宗瑛，更是对上海。

阿九在她怀里安静地睡，阿莱紧紧跟在她身侧，临上船了，宗瑛将藤条箱递给她。

她慨然开口道：“宗小姐，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离开上海。但我现在，真的要走了。”

语声里有无奈，也有深深的留恋。

宗瑛不知要怎样安慰她，清蕙却已经侧头叮嘱身旁的孩子：“阿莱，票拿出来，记得跟紧我。”

她说完便转过身检票登船，最后转头踮脚看一眼宗瑛，隔着七八个人头喊道：“你和三哥哥要保重啊！”

宗瑛只觉有人从她身边挤过去，人群的力量将她不断往前推，但她与这艘即将的船无关，也与这个时代无关，她只能逆着人群往回走。

一只手突然伸过来，干燥温暖，紧握她冰冷的手指，大拇指指腹压在她指关节上。

宗瑛只看到他背影。

盛清让带着宗瑛走了好长的一段路，远离了码头人群，转过身极目远眺，能看见的那艘船，上海低矮的天际线也尽收眼底。

此时盛清让突然想起中学国文课本里的一首诗，是杜甫的，他在那首诗里写道：“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乱离时代，各奔东西，不知哪日才能重逢。

送走所有家人，偌大上海，仿佛只剩他自己。

回去途径静安路上的盛公馆，也只剩紧闭的两扇铁门，和院子里高过围墙的几株法国梧桐——阔叶几乎落尽，尖利枝桠戳着一只红彤彤的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