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瑛果真下楼去,沿着四川路往北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开着的食品店,进去买了些饼干糖果,站在玻璃门里面拆开饼干袋吃了一半,口干舌燥。
走出门,外面太阳更毒,不知哪里来的嗡嗡声响,让人误以为是耳鸣。
她折回33号,在楼下等了一会,见盛清让还不下来,就干脆往上走。
到六楼,每间办公室的门都敞开,走廊里来来去去的人,审核人员手里翻着大沓资料,会计手下的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有人端着水杯低头看文件,快步迎面走来时差点撞到宗瑛。好在她避得快,但水还是因惯性从杯子里漾出来一些,落在地板上,湿了一片。那人潦草道了声抱歉,头都没有抬,转个身直接进屋子里去了。
这种紧迫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忙得忘我,只有宗瑛像个局外人,悄无声息坐在走廊尽头的长椅里,吃了一颗又一颗的糖。
宗瑛再次看到盛清让已经是下午五点。
她直起身抬头看他,摸出一颗糖,一声不吭剥开糖纸递过去:“盛先生,你现在血糖应该很低。”
盛清让伸手接过糖果,快速地转过身说:“天黑前还有个地方要去,走吧。”
于是宗瑛又跟他下楼,等来出租车,前往下一个地点。
那地方不在公共租界,而在“小东京”——日本侨民的聚集地。一路上可以看到穿和服的日本女人,提着行李带着孩子,似乎也准备撤离上海。
汽车终于在一座民宅前停下来,是个两层的小楼,表面透着欠打理的意思。
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佣人出来开门,看到盛清让,他说:“先生回来啦。”
盛清让问:“徐叔,行李收拾了吗?”
被称作徐叔的佣人无奈摇摇头:“老爷不肯走啊。”
说话间,三个人都进了屋。客厅朝南一张烟床,一个套着长袍的男人躺在上面抽大烟,窗户紧紧闭着,室内味道十分难闻。
烟床上的人剧烈地咳嗽起来,打破这混沌的暗沉与寂静。
徐叔皱眉看着,同烟床上的人道:“少爷回来了。”
那人恍若未闻,过了好久突然哑着嗓暴怒般地开口:“来干什么?!叫我去租界还是叫我去香港?!”说完又猛烈咳嗽一阵:“我不去,我哪里都不去!叫他滚!”
盛清让沉默地在屋子里站着,很久,一句话也没有说。
烟雾缭绕中,窗格子将落日余晖切割成碎片,像他支离破碎的童年——
生母没有名分,生下来被抱到盛家,转眼又被过继给一无所出的大伯家。大伯大伯母都抽大烟,分家时得来的产业几被挥霍尽。
大烟抽多了,打他;没有烟抽了,打他;打麻将输了,那么也要打他。
年纪太小了,孱弱得几乎没有力气去找出口。
盛清让额头渗出虚汗,手心愈冷,眼睑几乎要往下耷。突然他闭了闭眼,走出门,徐叔也跟出来。
他将一枚厚厚信封交给徐叔:“船票、钱、通行证,都在里面。”
徐叔接过来,双手紧紧捏着,又低下头:“老爷现在这个样子,说不定到头来还要枉费先生的安排,我再劝劝吧。”
天色愈沉,盛清让没有再出声,返回车内坐了很久,司机问他要去哪里,他也不答。
宗瑛这时在一旁说:“盛先生,如果没有别的地方要去,是不是可以回公寓?”
盛清让突然回过神说“抱歉”,又说:“那么回去吧。”
车子启动,天与街道渐渐融为一色,路灯寥寥地亮起来,行人也很少。
去往699号公寓,就像船舶进港,哪怕路漫长,但到底是回家。
宗瑛挨着车窗缓慢地松了口气,偏过头,又看到盛清让的侧脸,他抿着唇,眼皮紧闭,看起来状态糟糕。
车子重新路过四川路时,宗瑛又见到迁委会的临时办公处,它在夜色里亮着灯。
她突然鬼使神差地开口:“为什么?”
他听到声音,睁眼反问:“宗小姐?”
宗瑛转回头,看向阴影中的他,问:“为什么做吃力不讨好的事?”
盛清让也看到了那仍旧亮着灯的大楼,他想了很久,哑着声音徐徐回她:“中国实业譬如雪中幼苗,本就十分脆弱,偌大一个上海,五千家工厂,若毁于战火,或落入敌手,对实业界都是雪上加霜的打击。何况……战争缺少实业的支持,又哪里来的胜算呢?”
宗瑛沉默着,手伸进口袋,触到了烟盒。
这时盛清让突然说:“宗小姐……不必顾忌我。”
宗瑛犹豫片刻,最终摸出烟盒抽了一支烟,擦亮火柴点燃它。那是一支通体漆黑的烟,只缠了一圈细细金边,烟嘴上印着black devil——黑魔鬼。
它在黑暗中燃烧,甜丝丝的烟气缭绕,宗瑛皱眉问:“那么,我有什么能够帮到你?”
盛清让显然没有料到她会生出这样的念头。
“宗小姐,这是与你无关的时代,我不希望你涉险。”他语声像叹息,“你也知道,这是上海最后一天的和平了。”
作者有话要说: 几个说明:
1.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府在各方面压力之下,不得不做一些抗战的打算,其中有一项是在资源委员会(简称资委会)之下,组织一个技术合作委员会,该会分机械、电机、化工、土木工程、公用事业、金融、经济、法律等12组,每一组设委员5人,共60人。
2. 8月17日,数百名英国人乘坐拉杰普塔纳号(rajputana)赶赴香港。
3. “这是上海最后一天的和平”,是一个叫何铭生(harmsen)的法新社记者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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