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雨菲说：“经济损失暂且不说，如果死的是你孙子，你老伴还会有笑脸吗？你儿子媳妇将来的日子该又多么痛苦和煎熬啊。老钱，我希望你能如实交代问题，配合我们破案，如果你非要顽抗到底，你真的没法从这里走出去了。”

“我……”老钱终于开口，脑袋如鸡子吃米似的频频点头，不住声地说：“我交代，我交代，我愿意配合政府……”

老王惊讶地看了杜雨菲一眼，摁下了桌子上的录音机。

根据老钱的交代，是常以宽指使他在下午四点放的火。不过，常以宽并没有告诉他点火之后会干什么，直到第二天出了事，老钱才隐隐感觉出来，点火和孩子之死有关，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他也只有听常以宽的，鼓动和唆使钱文忠把事闹腾大，以便乱中蒙混过关。

杜雨菲从审讯室里出来，带了几名干警，出发去抓常以宽。

看着杜雨菲的身影消失在楼梯口，老王长长地吐了口气，瞥了眼寂静的四周，他快步回到办公室，带上房门，拨打了一个电话：“陶局长，老钱招了。”

陶玉鸣正在石花大酒店，与付大木、薛金龙、胡晓丽等人在一起等待消息，商量对策，他握着手机，径直走到付大木前，低声说：“老板，怎么办？”

付大木愣了愣，瞥了眼这个勇猛有余智谋不足的手下，嘴角扯起一个不易察觉的嘲笑，一个堂堂的公安局长，关键时刻竟然如此惊慌失措，实在是太令人失望了。他没有回答陶玉鸣，而是看了一眼薛金龙。

薛金龙心领神会，阴险地笑了笑，不紧不慢地说：“陶局长，老板早有安排，你们公安局就等着立功受奖就是了。”

陶玉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道：“立功？立什么功？”

付大木冷笑着说：“嘿嘿，老陶，你们公安部门又破了一个大案要案，这个功劳不小哇。”

陶玉鸣鼓着眼睛，跟着付大木傻笑起来。

这天夜里，常以宽从床上被公安干警带走了。

常以宽不过是一介书生，到了公安局，根本不用杜雨菲采取什么措施，他就竹筒倒豆子，一口气都交代了，他的幕后指使者是副县长白存礼。

第1010章 设置障碍

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楚天舒起床后刚洗漱完毕，正打算出门跑步，陶玉鸣敲门进来了，他报告说：“楚书记，刚接到环卫工人的报警，白存礼跳楼自杀了，他留下一封遗书，承认常以宽下毒案是他指使的。”

楚天舒忽地站起，眉头拧成一个川字：“走，去现场。”

白存礼是从石花大酒店的第十三层跳下来的，摔得脑浆迸裂，根本没有抢救的必要了，尸体已经拉走，地上残留着血迹，一份亲笔写成的遗书送到了楚天舒面前。

遗书不长，一百多字，白存礼承认自己指使常以宽对孩子下毒，事件发生后良心受到谴责，寝食不安，实在无法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以死谢罪。末尾向家人，向社会，向钱文忠一家表达了忏悔，署名白存礼，即日。

楚天舒看了一眼，说：“拿去做字迹比对，看是不是他写的。”

侦破方向迅速转移到白存礼身上，经过字迹比对，证实遗书确实出自死者之手，而白存礼与常以宽以往的关系密切也是人尽皆知。

警方和纪委联合对白存礼和常以宽进行了调查，发现常以宽用各种假发票报销贪污城关镇卫生院的公款二十多万元，挪用公款十多万元，和某医药公司有不正当的利益链条关系，收取回扣二十多万元。

顺藤摸瓜，白存礼在担任城关镇党委书记之时，与常以宽相勾结，通过开具证明骗取二胎指标，担任副县长之后，利用分管文教卫的职务之便，与常以宽联手，长期收受某医药公司的贿赂达三十多万元。

案件渐渐明晰起来，证据链完整了，白存礼为了维护他的一己私利，不惜制造惨案阻挠医疗改革，他指使常以宽利用起火的混乱之际，在孩子的输液瓶中加入了超量的麻醉剂，造成孩子死亡，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事后又指使常以宽、老钱等人煽动闹事，企图制造骚乱，破坏改革。

城关镇卫生院孩子之死的案件终于告破，市督导组的郝建成相当满意，通令嘉奖了南岭县公安局参战干警，给局长陶玉鸣记了个二等功。

案件的破获，给南岭县的干部群众留下了诸多疑问，也给善后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

众所周知，白存礼是付大木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原先只是城关镇的一个村支书，然后副镇长、镇长、镇党委书记，再到副县长，而且有传闻，假如付大木当了书记，他将接任县长的位置，前途一片光明，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呢？

另外，如果说这是一出丢卒保车之计，但看起来常以宽应该是卒，而身为副县长的白存礼才是帅啊。照这么说，这背后是不是还有比白存礼更大的帅？

当然，白存礼已畏罪自杀，死无对证，这些疑问只能在私底下议论，而真相大白之后，钱文忠一家一下子由主动变为被动了，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三个大问题，一是经济赔偿，二是常以宽、老钱等人的判决，三是生育指标。

督导组撤离之前，郝建成主持专题会议，表彰陶玉鸣等破案有功人员，并讨论了相关的善后工作。

会上，薛占山汇报了钱文忠提出的要求，一是按照以往县里发生人命案的惯例，赔偿三十万元，二是从重从快判决罪魁祸首常以宽，三是要一个生育指标。

与刚才表彰时的喜气洋洋不同，说到孩子的死，楚天舒等人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平心而论，钱文忠要求赔偿三十万元不过分，要求严惩凶手更是合情合理，要一个生育指标也顺理成章。

可是，这三个要求遭到了付大木等人的极力反对。

薛金龙率先发言说：“钱文忠本来就是个刺头，仗着脑袋瓜子灵活，看到不顺眼的事就到处告状，平时没少给干部们出难题，我就出面接待过很多次，难缠的很，要是答应了他这些条件，不知道还会提出多少无理要求来。例如，他想再生一个孙子，给他一个生育指标，如果生不到孙子，一定会没完没了地闹下去。”

这几句话说完，信访办的负责人在暗暗点头。

陶玉鸣接着说：“怎么惩办凶手是法院的事，哪里能由他钱文忠说了算。再说了，白存礼已经跳楼自尽了，就算是一命抵一命，还不够吗？另外，他要求赔偿三十万也跟政府无关，害死他孙子的是白存礼和常以宽，他应该找他们索赔去。”

“对于像钱文忠这样的刁民，我们决不能迁就纵容。”付大木敲着桌子说：“事件发生之后，钱家人打砸了卫生院，造成的损失也有十来万，这个就算是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起码也应该赔偿吧。”

付大木等人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楚天舒尽管觉得他们的说法很冷血，但一时也难以反驳。

他们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哪里知道为了做通钱文忠的思想工作，一大帮子人付出了多少的艰苦努力啊？与其说他们不肯答应钱文忠的要求，还不如说是在故意给楚天舒出难题：你不是跟钱文忠谈好了吗？你满足不了他的要求，看你怎么向他交代！

通过这次事件的接触，楚天舒了解了钱文忠，他这个人脾气虽倔犟，但为人仗义，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特别是在尸检完成之后，立即同意了对孙子尸体进行火化，既没有胡搅蛮缠，也没有提附加的条件和要求。

在钱文忠身上，楚天舒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勤劳、正直和淳朴，更感受到他是个讲信用、有感情的汉子……

正思考着，余乾坤发言了，他说：“钱文忠的孙子没了，想要再生一个，这个要求我觉得不算过分，毕竟在农村传宗接代的思想观念还是比较浓的。”

薛金龙说：“余主任，我提醒你一下，搞胎儿的性别鉴定是违法行为啊。”

余乾坤说：“生男生女，这个谁也不好保证，我们可以事先让钱文忠签字画押，生了女孩也不能再闹了。”

薛金龙用鼻子哼哼两声，没再说话了。

杨富贵分管全县的维稳工作，他说：“虽然孩子的死是常以宽等人蓄意所为，但人死在了卫生院，说明卫生院在管理上还是存在漏洞，从维稳的角度来考虑，我觉得适当给予赔偿也是应该的。”

陶玉鸣立即质问道：“杨书记，适当？适当是多少？这年头，谁会嫌钱多咬手哇？”

柳青烟呛了他一句，说：“适当就是大家讨论觉得合适就行。”

陶玉鸣“嘿嘿”一笑，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也不再说话了。

双方你来我往，僵持不下。

最后，郝建成说：“案子总要有个了断。我代表督导组说个意见，你们再谈论。对涉案人员的判决，法院会依法审理，任何人也不能干预。生育指标嘛，给就给一个吧，反正这种事情也没人好攀比的。至于赔偿，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有个五万块就差不多了，至于砸了卫生院的东西，也就不追究了。你们看怎么样？”

郝建成发话了，其他人还能怎么样？他是青原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又是这个案件的督导组组长，他发了话，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一条人命，才五万块钱？楚天舒心里充满了愤懑，但还是得打起精神来，安排杨富贵和薛占山去和钱文忠谈，说服他接受这个结果。双方争论的时候，他一直在琢磨，补偿太多的钱看来不太现实，只能想办法在别的方面给钱家一些安慰。

第二天一大早，八点钟还没到薛占山就上班了，他一进院子，就看到钱文忠带着老伴儿和二妮子等在他的办公室门口。

往事历历在目，特别是看着钱文忠一家三口腰里系着的白布，脚上的白鞋子，头上的麻绳，薛占山真的不忍心看下去，总感觉有一个鼓槌在敲击着他的心灵。

从上午八点一直谈到中午十一点多，薛占山和许彬费尽了口舌，总算说服了钱文忠不再纠结判决和一定要生男孩的事，但对五万块钱的赔偿，实在难以接受。

“占山，不是我们家不讲理啊。”钱文忠的老伴儿泪水如同决了堤的洪水，哽咽着说：“你是知道的，为了生这个孩子，我们家交的罚款也不止十万哪。”

薛占山竭力忍住内心的酸楚，不让泪水流出来，他不敢正视钱文忠老伴儿的眼睛，红着脸，无奈地说：“三舅，三舅妈，你叫我怎么办，南岭县穷得叮当响，就这么个现状啊。”

许彬跟着说：“是啊，老钱，就我们县这个状况，五万块也不少了。再说了，生育指标也有了，白存礼也偿命了。说起来，你们还砸了卫生院不少的东西呢，也没要你们赔偿嘛。”

钱文忠倔脾气又上来了，他指着他们两个说：“薛占山，许彬，你们不要以为我孙子的尸体火化了，我就没辙了，我照样可以捧着骨灰盒，到省城京城去告状，告不赢，祖孙三个就喝农药死在天安门广场上！”

说完，钱文忠回过头，拉着老伴儿和二妮子，抹着眼泪出了门。

第1011章 多么朴实

看到如此境况，薛占山一阵心酸，眼眶顿时湿润了。他拭了拭眼睛，大步出了办公室的门，却见钱文忠搂着体弱的老伴儿，在院子门口处犹豫起来。

是啊！他又能怎么办？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能怎么办？

目送着钱文忠等人离去，薛占山马上开车去了县城，刚进县委大院，就接到了薛金龙的电话，让他到县长办公室去一趟。

敲门进去，付大木坐在办公椅里，既没有让座，也没有倒水的表示，劈头就问：“老薛，和钱文忠谈了吗？”

薛占山愁眉苦脸地说：“大县长，谈了，从早上八点到现在，整整谈了一个上午，别的都谈妥了，就是十万块钱少了点，还没有谈拢。”

“谈不拢又怎么样？”付大木气呼呼地说：“补偿十万块就够便宜他的了，他还想怎么样？”

薛占山说：“我跟他说过了，这个数字是县里开会定下来的。”

付大木不满地说：“老薛，该硬的时候就要硬起来，尤其是像你们这些乡镇干部，要是在一个农民面前束手无策，他就敢骑在你的脖子上拉屎撒尿。”

薛占山陪着笑解释说：“大县长，一言难尽啊，这事不能急，得……”

没等薛占山说完，付大木把手里的文件夹往桌上用力一扔，大声地说：“你们怕事，我付大木不怕事，你告诉钱文忠，他不服就让他告去，告到哪儿我付大木都奉陪到底。”

薛占山愣住了，他看着付大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老薛，我知道你和钱文忠是亲戚，你的屁股可不能坐歪了。”付大木不耐烦地说：“好了，你去吧，抓紧谈，钱文忠这样下去影响太坏了。”薛占山唯唯诺诺地从付大木的办公室出来，急匆匆地去了楚天舒的办公室。

“老薛，来了。”楚天舒起身，大步走上前去，一把握住薛占山的手，问道：“还没吃饭吧，走，我们去招待所，边吃边谈。再苦再累，总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啊！”

看到楚天舒的热情，饱受委屈的薛占山心情稍稍好了一些，他说：“楚书记，饭就不吃了，耽误你一会儿，我汇报完了再回去做工作。”

楚天舒说：“那怎么行，皇帝还不差饿兵呢。你稍坐一会儿，我让小王去打两份饭来，吃了饭再走。”

王永超得了指示，带着马国胜去招待所打饭。

楚天舒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说：“占山，这一千元钱是我的一点心意，你转交给钱文忠，再好好和他谈谈，总这样下去影响不好倒无所谓，也干扰了县里和镇里的主要工作，他自家也要过日子啊！”

薛占山说：“楚书记，你应该了解他，其实钱文忠是一个讲义气、也通情达理的人。我说句没原则的话，我很同情他，真希望多给他点赔偿。”

“是啊，五万块是开会讨论最后定下来的，我也认为少了，可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南岭县，也只能如此了。”楚天舒把信封交给薛占山，问道：“他还有别的什么要求吗？”

薛占山接过信封，说：“他原先还在提一命抵一命，还坚持非要生了男孩才罢休，后来我跟他说明白了，判决是法院的事，生男生女谁也没办法，他就没再提了。只是他老伴儿说，为了生这个孩子，交的罚款都不止十万，只赔五万，哪里说得过去呀。楚书记，说真的，这话我听着都难受哇。”

楚天舒停了停，说：“占山，我能理解你的难处，你再好好和他谈谈，实在再谈不通，我晚上抽时间亲自跟他谈。”

薛占山在付大木那里受了一肚子的气，他本来想着，如果楚天舒再批评他，他就打算撂挑子了，现在看楚天舒不仅没有一点儿批评的意思，反而主动提出来亲自去谈，这让薛占山大为感动。

草草地吃完饭，薛占山又回了城关镇，路过银行的时候，他拿出工资卡，从自动柜员机上取了一千元钱，和楚天舒那一千元放在了一个信封里。

薛占山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硬着头皮，直接去了钱文忠的家。

家里冷冷清清的，钱文忠的老伴儿身体虚弱，回来之后就躺在床上唉声叹气，二妮子在灶房里生火做饭。

钱文忠抓了一条板凳，和薛占山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

薛占山将信封塞到钱文忠手里，说：“三舅，这两千元是我和楚书记个人的一点儿心意，你拿着。”

钱文忠含着泪，推开薛占山的手说：“占山，你和楚书记的钱我不能要，你们两人都是好官，这是你们辛辛苦苦攒来的工资，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要是像白存礼常以宽那样的贪官贪来的不义之财，有多少我要多少。”

薛占山说：“三舅，拿着吧，你还不了解楚书记这个人，他改革、治理是下得了狠手的，可他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你要理解他啊。”

这时，二妮端了碗饭给钱文忠送过来了。

钱文忠问：“二妮子，你奶奶吃了吗？”

二妮子红着眼睛说：“没呢，奶奶说她吃不下。”